一个环保PPP项目,往往长达二三十年,如同一场婚姻。我们想知道,在婚姻最初,政府怎么才能选择到合适的企业作为伴侣?走进婚姻后,双方又该如何协调彼此的关系?在不能吸引企业投资PPP项目的时候,地方又将采取何种方式招贤纳婿?在我国PPP刚刚起步时,应该怎样学习国外成熟经验,成就更多PPP的好姻缘?
一个环保PPP项目,往往长达二三十年,如同一场婚姻。我们想知道,在婚姻最初,政府怎么才能选择到合适的企业作为伴侣?走进婚姻后,双方又该如何协调彼此的关系?在不能吸引企业投资PPP项目的时候,地方又将采取何种方式招贤纳婿?在我国PPP刚刚起步时,应该怎样学习国外成熟经验,成就更多PPP的好姻缘?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已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近日颁布。林业是建设生态文明和维护生态安全的基础,为此,记者专访国家林业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焕良,以林业人的视角对《办法》进行了解读。
在新电改9号文出台后,对电改长期研究的吴疆尖锐的指出,随着9号文对电网企业不再强调电网企业“不再负责电力统购统销”,本轮电改的力度已大打折扣。他的观点让社会公众的思考从“电改”本身转向了“如何改革”。
为提升环境监管执法的规范化和信息化水平,2011~2012年,环境保护部在24个省份开展了移动执法试点工作。如今几年过去了,这项试点工作进展如何?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移动执法如何发挥其应有的价值?记者日前就上述问题采访了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局长邹首民。
“高补贴下纯电动公交车畸形发展,‘趴窝’的在各个城市都有,国家损失严重。”他指出,用目前比能量的锂离子电池,纯电动车合理设计里程在 150公里左右,里程长了就需要更多的电池,车身重,会浪费能源,安全性也差。如比亚迪e6,电池重700公斤,百公里耗电19.5度;特斯拉也因电池多安全性差, 2年烧了7辆车。
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近日在谈环境监测时指出,要厘清国家、省、市、县等不同层级的监测事权,根据各地情况确定监测机构相应的职责和任务,建立全国环境监测质控体系。我们想知道,各级政府环境监测机构和社会环境监测机构的职责应该如何划分?职责明确后,政府和社会环境监测机构又该如何行使好职责?
随着世界能源互联网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中国也在今年出台了支持能源互联网的发展政策。为此,《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了国家能源互联网行动计划专家组组长曾鸣。该行动计划是中国发展能源互联网的顶层设计,由国家能源局牵头。曾鸣的另一个身份是,华北电力大学能源与电力经济研究咨询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