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我们淡化GDP考核，强化环保考核，就是要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地方主要领导干部的环境责任。
2015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要降低3.1%以上，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都要减少2%左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要分别减少3%左右和5%左右……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治理环境污染明确了一系列量化目标，凸显政府切实整治环境问题的决心。围绕环境综合整治的相关热点，半月谈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环境保护部原副部长周建。
环境质量的改善需要一个过程
半月谈记者：如何理解现阶段我国环境问题的阶段性特征?
周建：现阶段我国环境问题的特征首先是污染负荷严重超过环境容量。
一些研究结果显示，全国大部分省区市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氨氮这几个主要指标的排放总量比环境容量都高出不少，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环境超载现象尤为突出，其中PM2.5的排放总量超过环境自净能力的90%以上。
尽管“十一五”以来我们花大力气投入污染减排，但减排成效大都被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新增污染负荷所抵消，造成环境质量没有出现明显改善。
环境质量的改善仍将是一个缓慢推进的过程。说进展缓慢，因为我们治污的进程离公众的要求，还有差距。比如我们的能源结构中煤炭仍然占了66%左右。历史积累的旧账还没还完，新账又来了，现在污染复合型、叠加型、压缩型等新情况不断出现，一些新型污染物进一步增加治污的难度。下一步的环境治理我们将面临不小的挑战，但我们的决心从未动摇。
还有就是，公众环保意识空前增强，目前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对环境权益的诉求处于不断高涨的阶段。老百姓非常关注环境与健康，这是好事，也是时代的特征。
半月谈记者：您刚才谈到能源结构中的煤炭比例问题，如何看待煤炭占比居高不下的问题?
周建：能源结构对环境的影响是根本性的，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比高是大气污染的重要成因。能源结构调整是个大事，但也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谈能源结构，目前我们的发展需要煤炭，离不开煤炭。
如何高效清洁地利用煤炭，减少污染排放才是关键。比如，大幅提高煤炭洗选率，加快煤炭就地转化，集中发电后远程输送，加强火电和燃煤锅炉脱硫脱硝除尘设施改造和技术升级。同时，也要不断发展水电、风电、核电和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
雾霾的长距离输送是个重要问题
半月谈记者：如何理解科学治霾、系统治霾?雾霾长距离、远距离输送问题如何破解?
周建：科学治霾就是要根据其构成和产生的原因，分别加以防控和治理。要科学施策，不断加强电厂脱硫脱硝除尘，机动车尾气治理，油品提质，农村散煤整治，也包括居民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等。治霾将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这也是“大气十条”所要求的。
科学治霾，必须注重系统性，必须严防严控。雾霾的长距离、远距离输送，是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比如海南岛，本身没什么工业，但海南为什么会出现雾霾，根据一些机构的研究，远距离输送，对海南雾霾的贡献大概占据了70%。
目前雾霾大范围出现，京津冀、长三角已经连成一片，包括山东、山西、内蒙古、湖北、安徽，这是一个大区域，有14个省区市，互相存在输送关系。西南的云贵川渝是一个特定的区域。珠三角、广西、福建，包括港澳地区，又是一个区域。
这几个大区域的雾霾长距离输送、大面积覆盖，已经成为一种经常性的状态。所以整个区域的联防联控非常重要，科学治霾，需要相关省份共同施策、目标统一、步调一致、措施到位、调度有序、协调顺畅，对雾霾的系统控制应该进一步实施。
地方主要领导要有环境责任
半月谈记者：现在一些地方在试点推进利用干部考核的指挥棒来指导环境问题治理，您如何看待干部的环境责任?
周建：考核是一种行政措施，是一种制度安排，环保考核也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措施和手段。
我们淡化GDP考核，强化环保考核，就是要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地方主要领导干部的环境责任。让他们在意识上，理念上加以扭转，不能把GDP作为唯一的政绩，要把环境、生态、民生等等这些至关重要的因素也列入综合施政中。环境问题终身责任制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试点实行。
但是考核也需要一个良纲，政绩考核和环境离任审计等，还有一个科学性的问题，比如指标如何确定，而且环境指标在一些方面量化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必须增加科学考量的研究。
半月谈记者：这些年除了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的问题也越发引起老百姓的关注，治理土壤污染，重点和难点在哪?
周建：土壤的修复和还原，难度不小，首先是技术上的，全球包括发达国家，也没有找到非常实用有效的技术。其次，成本太高。治理土壤污染目前最有效的措施是把被污染的土壤挖走焚烧、清洗，这样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现在首先要进行摸底、详查，把污染土壤的范围、成因、程度查清楚，对一些污染重的地区，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措施。同时，进一步研发治理土壤污染的适宜技术。土壤污染有各种不同的成因和类型，有砷污染、铜污染、镉污染、汞污染等等。根据各种污染的元素，和污染迁移转化的规律，研究适宜技术，而且，技术成本要尽量低。
治理的重点，我想首先应该包括会对食品安全产生影响的敏感地区，有些地区就不能再种植庄稼和蔬菜了;其次是跟居民住宅紧密相连的地区;第三就是重化工、重冶炼等老的企业污染场地。
半月谈记者：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量大面广，而且对全国环境质量的改善和全面小康的实现都有重要影响，您如何看待农村环境问题治理?
周建：农村污染治理，首先要提高当地居民的环境意识，改变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态文明理念。同时加强对乡村重点项目的支持也非常关键，比如沼气、污水集中治理、规模化养殖的管理、粪便的处理、垃圾的收集转运和处理等项目。我们还要把运行管理的机制建立起来，一般两到三年就可以见效，就可以长期稳定地推行下去。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实施，一片一片地治理，规模效益就会很快显现出来。
环境治理需要法治等综合手段
半月谈记者：环境治理是个综合系统工程，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发挥包括法治在内的各种方法和手段的综合作用?
周建：首先需要强调的就是法治的理念。法治的理念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的各个方面。新环保法已经出台了，最高法也有了司法解释，环保部把今年定为环保法实施年。这些都是法治的全流程治理，法治的理念全面提升。
其次是市场力量要全面介入。我们以往的GDP里，还没有包括环境污染损害和生态退化的成本。我们要把环境成本的代价纳入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纳入每个公民的日常支出和每一个企业的运行成本。
第三是提升科技的力量，环境问题治理的科技含量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第四是加强政府的有效环境管制。简政放权要放管结合，一方面放权，一方面加强监管，没有政府对环境问题的一些强制性措施，环境污染很难得到有效治理。
最后就是调动民众、社团、NGO组织、媒体等社会公众的积极性。多一份关注，多一份力量，全民族的生态文明意识、环境道德意识，就会得到全面提升。(半月谈记者 何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