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中丹两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从最初风能领域单纯的技术层面合作，逐步扩大到生物质能领域，再扩展到当前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战略、规划方法、路线图研究以及节能和低碳化发展等全面合作。
据丹麦能源署统计，2013年丹麦能源产量为2426万吨标煤，主要包括石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2013年丹麦风电在全部发电量中的比重已超过33%，为世界最高水平;生物质能是丹麦最重要也是应用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2013年丹麦全部发电量中的13%、全部热力消费中的21%由生物质能提供。2011年2月，丹麦政府又出台了《能源战略2050》，提出到2050年完全摆脱对化石能源依赖的宏伟战略。
12月16日，来京参加中丹可再生能源发展项目(RED)总结会的丹麦气候能源建筑部丹麦能源署署长莫腾˙贝克，就中丹可再生能源合作和丹麦能源战略发展等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记者：丹麦为何选择支持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中丹可再生能源发展项目于2009年启动，您如何评价5年来中丹可再生能源合作成果?
贝克：同丹麦一样，中国目前正在进行能源结构调整，中国政府和领导人也非常重视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将当前的能源结构向更加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型。
中丹两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从最初风能领域单纯的技术层面合作，逐步扩大到生物质能领域，再扩展到当前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战略、规划方法、路线图研究以及节能和低碳化发展等全面合作。合作逐步深入务实，有助于中国可再生能源战略研究提升到国际先进水平。未来我们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态势?两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有哪些相同之处?
贝克：中丹两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路径相同，都是先由政府制定发展目标，而后再对其发展情境进行分析，根据分析制定具体的政策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我们通过中丹合作项目，推动建立了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对中国未来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情境进行分析，并帮助中国制定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路线图2050”。
中国可再生能源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很多问题与丹麦相同。例如，风电和太阳能并网的问题、如何降低化石能源的比例、其他可再生能源如何补充等。
过去，丹麦主要是通过规划来引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现在是市场主导发展。在我们的能源市场上，风电目前因成本相对较低而获得优先发展，我们尽量帮助实现风电全部并网。与中国的合作中，我们也共同研究解决风电在中国运行和并网中遇到的困难。另外，风电的价格问题也要通过市场来调整。
记者：您认为中丹可再生能源发展有哪些不同之处?
贝克：中国政府制定的发展愿景具有前瞻性，但是中丹两国国情不同，中国的发展规模更大，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更多。我不是中国能源专家不能妄加评判，但在我看来，首先应该改变中国能源市场，充分发挥可再生能源在区域供热和热电联产中的作用。中国的中央政府已经释放了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强烈信号，地方上也要做出调整。
丹麦非常关注可再生能源供热和电力系统的有效融合，通过电力市场实现峰谷电价、低电价储热、高电价用热的调节;重视区域可再生能源供热集成系统建设，最大限度地提高区域可再生能源供热比例，并实行更高更严格的技术标准规范。目前，丹麦热能消耗的50%是区域供热方式;超过50%的电力来自于热电联产厂;热电联产在热电厂中所占比重为63%;82%的区域供热来自于热电联产厂。
中国能源报：2011年丹麦政府出台了《能源战略2050》，提出到2050年完全摆脱对化石能源依赖的宏伟战略。丹麦如何确保实现目标?
记者：丹麦计划到2020年风电占到电力消费50%左右;2030年电力供应完全摆脱化石能源;2035年供热全部由可再生能源提供;到2050年完全摆脱化石能源。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随着可再生能源在丹麦电力和能源消耗中占比的提高，克服高比例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问题，需要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和供热系统以及热电联产和储能的协调发展，要实现新能源与智能电网的有效整合，需要建立智能能源体系。所以，对可再生能源发电、供热和热电联产的有效整合，是实现2050年完全摆脱化石能源目标的关键。
记者：那么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怎样解决?
贝克： 从长远看，最大的挑战是技术上选择哪条路径。我们做了很多关于2050年实现目标的情境和路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很多条道路都可以实现目标，而且仅利用已有的技术就可以实现。所以，2050年完全摆脱化石能源从理论和情景分析上来说，是可以实现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技术性选择问题，即到底是以生物质能为主还是以风电为主。
从国内政治层面来看，如何实现各个政党对2050年目标的支持非常重要。能源政策在丹麦一直受到各个政党的格外关注，如果能达成一致就意味着在议会里得到了大多数政党的支持。这与中国能源政策制定过程是不一样的。但各政党的考虑因素不同，除了技术上的还有成本上和经济上的。所以，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如何能够使未来的能源政策获得多数政党的支持。
能源结构调整非常复杂，既涉及到经济上的模型，又涉及到技术上的路径分析。所以，像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这样的机构是十分必要的，它能够研究国内和国际可再生能源发展趋势，向政府提出建议。决策层不是专家，因此需要简单明了的信息。目前丹麦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主要靠市场推动，因此高层决策也不会偏离市场的发展方向。
记者：丹麦在绿色产业转型的过程中，产业转型发展、稳定就业和促进经济等问题是否存在矛盾?
贝克：丹麦各界对于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已经形成了共识，大家都会关心如何替代，在中国也是同样的情况。这是好现象。
事实上，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出口也促进了丹麦的出口。虽然2008年丹麦经历了经济危机，但可再生能源技术出口依然保持增长，风电、生物质能和热电联产技术推动了丹麦的绿色经济转型和就业。
自1980年至今，丹麦经济增长了78%，GDP总额达1.367万亿丹麦克朗(2000年价格水平)，比1990年增长38%，而能源消费总量却基本没变。1990年能源自给率达到50%，1997年实现了能源的完全自给，实现了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脱节。目前看，我们既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绿色转型的双赢，又保障了能源的安全供应。
记者：如何看待中丹两国可再生能源未来合作的前景?您对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有何建议?
贝克：中丹合作需要进一步深入，对于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还要进行细化的分析。例如，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的情境研究，同时还要充分考虑与区域供热的整合。
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未来中丹两国都需要建立智能能源体系，利用现有的信息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中丹两国还有很大的相互学习与合作的空间。丹麦海上风电的招标经验也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可再生能源管理的跳跃式发展。
中国可再生能源领域还有很多事可以做，例如，进行更加系统和科学的研究，建立更好的能源市场，利用信息技术实现能源的整合等等。在丹麦，如果没有议会大多数政党的支持，政策目标不可能实现，在中国也一样，如果决策层没有达成一致，也不会实现。
